達文西手術疏失 名醫竟遭判1年4月！？

達文西手術疏失 名醫竟遭判1年4月！？

上週，一則醫療刑事判決在醫界投下震撼彈。

婦產科名醫劉偉民，因2015年為一名復發性卵巢癌病患施行達文西手術，術後病患在不到一年內因癌症轉移死亡，一審被台北地方法院依過失致死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四月（臺北地院112年度醫訴字第4號）。

消息一出，醫界譁然，多數認為醫師選擇以達文西手術動刀，結果治療效果不如預期（殘留腫瘤大於1公分），醫師就要被重判，這太扯了。

不過，依據判決書，醫審會三次鑑定一致認定違反常規，其中尤以第三次鑑定最為明確，大致認為：達文西手術使用於晚期或復發卵巢癌之治療，有很大爭議，不屬於醫療常規；術前電腦斷層掃描顯示，被害人腹腔內有大小不同腫瘤散布在肝臟表面及腹腔內，此種狀況為達文西手術無法觸及之範圍；傳統剖腹手術具有手術視野最大化之優點，相較之下更能清除腹腔內腫瘤，減少殘存腫瘤大於1公分之風險。

法院為求謹慎，仍發函詢問多家醫院。其中亞東醫院跟臺大醫院新竹分院，都表示較為寬鬆的立場：「復發之卵巢癌手術治療，依目前之文獻而言，到底是腹腔鏡手術（包括達文西手術）或是傳統手術較好，目前並無定論。由於腫瘤已經復發，使用腹腔鏡手術（包含達文西手術）爭議較小。」、「復發之卵巢癌是否使用達文西手術抑或傳統開腹手術尚無標準答案，須憑手術醫師經驗判斷。」但法院綜合所有證據資料判斷，依然認為，既然開刀前就知道腹腔內有大小不同腫瘤散布在肝臟表面及腹腔內，就應該將所有能移除之腫瘤儘量切除，因此術式選擇上就不應該用達文西手術。

但是，病人最終是因癌症而死亡，並非手術死亡，法院如何建構因果關係？

法院援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118號判決，表示「行為人之行為倘對行為客體製造並實現法所不容許之風險時，該結果即應歸由行為人負責」。本文認為，法院的推論邏輯實質上是：達文西手術不符醫療常規，即屬對病患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，病患死亡結果便由醫師負責。

這是我認為本案最大的爭議，因為：

1. 風險「升高」不等於風險「實現」

採取達文西手術就算不符合醫療常規，但最終病患死亡是因為疾病本身，達文西手術效果「沒那麼好」，但終究也不是直接對病人的生命造成死亡的直接原因。

2. 有過失，不等於「過失與結果之間有因果關係」

這兩件事是分開獨立審查的，不能因為前者成立就自動帶出後者。

法院認定被告選用達文西手術違反醫療常規，這是在說「醫師做錯了」；但接下來要問的是：「醫師採取達文西手術，有沒有造成病患死亡？」——這才是因果關係真正要回答的問題。

本案根據醫審會鑑定意見（殘留腫瘤大於1公分，3年存活率低於20%；若完全清除，3年存活率可達50%），法院的推論是：達文西手術不符常規→殘留腫瘤大於1公分→化療反應不佳→存活率下降→死亡→有因果關係。

但實際上，這個推論討論的仍是「存活率下降」，而不是「病人因為術式選擇而死亡」。

更關鍵的是，判決書對於一個核心問題並未正面回應：以病患當時的具體病況，癌細胞已呈點狀密布於肝臟表面與腸壁，傳統剖腹手術在本案是否真的有高度可能達到殘留腫瘤小於1公分的目標？

被告醫師強調，當時病灶遍布腸面與肝臟，即使開腹也不可能切乾淨。

如果這個前提本身就無法確立，直接推論「採取達文西手術，病患死亡結果要醫師負責」，這樣的因果關係認定，未免過於苛求。

我們不是要說這個案件的醫師一定無罪，也不是要輕描淡寫病患家屬的傷痛。

但刑事責任確實應該比民事損害賠償有更高的門檻。

如果傳統剖腹手術在本案能否清乾淨腫瘤，都只是「統計上較有機會」，那麼死亡結果的相當因果關係，是否真的已達到刑事有罪所要求的程度，仍有疑問。

這個問題，不只是本案開刀醫師一個人的問題。它的答案，將決定台灣每一位面對高風險重症的醫師，在手術台前還有多少空間做出真正的臨床判斷，而不是在每一個決定之前，都先想好萬一採取較少人運用、非傳統醫學的作法，然後結果又不好，自己會被起訴判刑，而傾向選擇最保守、最沒爭議，卻未必最有效的治療方式。

本案尚未確定，被告表示將提起上訴。我們會持續關注。